一个时期以来，世界性用工荒不断蔓延。但与国外不同，中国频频出现的“民工荒”不单是社会现象，还是一种经济现象乃至政治现象。“民工荒”的背后隐藏着“四荒”：家庭荒、制度荒、薪酬荒和技能荒，正是这“四荒”带来“民工荒”。
家庭荒
农民工长期外出，客观上带来家庭经营荒、家庭责任荒、社会关系荒。首先是家庭经营荒。外出务工的农民大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外出使家庭承包地粗放经营或无力经营，家庭养殖及农产品加工等副业也无法开展，导致家庭经营收入大为降低。如果打工收入再不高，忙活一年，回到家中，里里外外一算账，总体收入大受影响。其次是家庭责任荒。外出务工农民常年在外打工，使得“留守家庭”处于实质上的解体半解体状态，一是夫妻感情淡化。由于长年分居，缺少沟通、交流，夫妻双方容易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逐渐产生差距，导致婚姻出现危机。据安徽省妇联对劳务输出大县调研，农村妇女的离婚率大幅上升。阜南县朱寨法庭离婚案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80%。二是子女教育缺失。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的长期分离，出现亲情缺失、教育缺位、管理真空，他们的学习、生活、成长、发展都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三是老人赡养缺位。由于儿女的外出打工，农村老人不仅不可能安享清福，反而要重新担负起青壮年时代的繁重体力劳动，同时还要承担教养孙辈的责任，生活压力使他们感觉比青壮年时代更苦更累。再加上精神的孤独，农村老人成了当前社会人群中最受煎熬的一个群体。再者是社会关系荒。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长期外出打工的农民，远走他乡、天各一方，互相联系中断，世代建立的诚信关系、频繁交往的乡情关系渐渐疏远、离散，传统的亲密过从、守诚互信格局被打破，回到家乡，有从熟人社会进入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的感觉。
家庭“三荒”使长期外出打工的农民，在节假日归来后心理上蒙上一层重重的阴影，一些打工收入不高的人为长久计，自然便选择以家为重不愿再东奔西走的生活方式。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家庭的质量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社会的质量。“家庭荒”不仅是农民难以承受之重，更是社会难以承受之重。应尽最大努力促进人口流动的家庭化，即以家庭为流动单元。政府在住房保障和子女上学问题上，要将进城农民工纳入视野。企业在用工方面要尽量提供如夫妻房等更多夫妻共事的机会。二应为流动人口尽家庭义务大开方便之门。政府应出台相关农民工探亲假的法令并监督企业严格遵行，同时采取多种措施，降低他们的探亲成本。三应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让家庭的一些职能转移给社会。比如，扩大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规模，提高留守儿童的教育效果;开展留守家庭生产互助等类的活动;建立乡镇一级的含有心理门诊、法律援助、文娱中心在内的留守服务中心，等等。
制度荒
一是滞后的户籍迁移制度。农民进城打工，仅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水平位移，社会身份仍滞留在农村，不仅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住房、医疗、教育、失业等保障，而且面临工种、职业、待遇等多方面的障碍，导致了农民工就业及生活成本增加。二是残缺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障部前两年做的调查，农民工参保的人数只有10%。这既有农民工就业状态不稳定而难参保等客观原因，也有农民工对现行制度缺乏信任，用人单位怕参保增加人工成本，地方政府担心推进农民工参保会影响本地投资环境等主观因素。三是断裂的教育制度。多年来，农村教育过于强调正规教育、基础教育，忽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忽视各种技能培养。我国约有一亿初中生不能升入高中直接走向社会，二亿多农民工需要不断充实新知识新技术，而他们大都求技无门。我国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把“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政府必须承担起农村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应有的责任。四是缺失的职业认定和技能等级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技能等级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考试制度。在德国，无论从事哪种工作，都需要“工作资格”。目前，在我国虽然有些进城务工人员掌握一些职业技能，但由于工作不稳定，往往找到什么就干什么，工种变动很大，很难把一门技能持续保持下去，由此导致就业和招工的双向不确定性。
化解“制度荒”，一应消除城乡二元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只是完成了横向的水平流动，这是城市化低层次的表象性流动，应着力推进他们的横向垂直流动，这才是城市化中高层次的实质性流动，即打通他们向上流通的通道，让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通过制度建设，让他们真正享受到和城市市民和产业工人的同等待遇。二应完善教育制度，把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乃至终身教育作为市县两级政府的基本职责。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培训成才率和就业率，使一部分农民逐步完成“职业转移”，进而完成“身份转移”。三应在农民工中逐步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国家和企业应针对农民工的特点，加强农民工职业资格培训，免费为农民工组织职业资格和技能等级认证考试，使农民工经过鉴定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使他们有信心、有韧劲追求打造专项技能的“百年老店”。
薪酬荒
从迁移理论看，人口迁移存在两种动因，一是居住地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二是迁入地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当下“民工荒”，显然是因为城镇提供给农民工的待遇之“拉”力不足与农村的“推”力减弱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工的薪酬过低和“收入歧视”导致“薪酬荒”，使民工流动的“拉”力减弱。发达地区许多企业长期把最低工资标准当成执行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但农民工在东部地区打工的成本比中西部地区高25%，还有背井离乡的隐性成本，导致农民工去发达地区打工的积极性下降。农民工与城镇工“同工不同酬”的工资剪刀差长期存在，同类工作岗位的月工资可差500至800元。如果加上城市的各种社会福利，差距更大。南方一些城市，20多年来，当地人工资上涨十多倍，农民工工资却长期“稳定”。2010年4月北京市政协在全市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三万多名一线农民工中调查，他们平均工资只相当于城市单位职工的37%，有81%的农民工工资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事实上，1994年《劳动法》所确立的集体协商还只是一种形式协商，而且集体协商制度的推行是非强制性的，真实效果大打折扣。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民工缺乏工资谈判权。
农民务工是农民务农价值不能实现的一种自救行为，支撑“血汗工厂”的背后是因为有着更为“血汗”的“血汗农场”。当务农价值逐步在国家强农惠农政策支持下得以大幅提升时，农民务农的意愿必然增强，外出打工的意愿必然减弱。同时，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投资，使农民工在自己家乡打工的机会也相对增加，在东、中、西部打工薪酬相差不大的背景下，农民更倾向于在家乡附近就业。
尽管2011年《经济蓝皮书》认为，自2003年以来，农民工工资也以年增10.2%的速度显著提高，农民工将终结“低工资”时代。但要真正解决“薪酬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应建立健全工资支付、增长机制。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预防和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着力改变在利益分配上“强资本、弱劳动”的不合理结构。二应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工资水平、工时和劳动定额等为主要内容，各级劳动部门、工会组织应积极推进企业与工人广泛开展平等协商，使劳动者能够依法参与企业的工资决定，维护自己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权益。
技能荒
针对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枯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整体上看，“民工荒”属于结构性短缺，紧缺的只是技能型、高素质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 文盲占1.1%, 小学文化程度占10.6%, 初中文化程度占64.8%, 高中文化程度占13.1%,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另据一项调查显示，2亿多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约占25%，全部农村劳动力接受过培训的只占9%。一亿多新生代农民工不断跳槽的“短工化”现象，难以积累技术，也为技能荒推波助澜。现实中“就业难”和“招工难”同时并存，“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同时并存，这种现象正是目前工作难度和劳工素质不相匹配、产业发展与劳工素质出现结构性错位的深层问题的现实写照。可见，当前中国的“民工荒”，也是就业结构中的一次岗位格局的调整和震荡，实质是一种“技能结构荒”。
导致“技能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当前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本身的原因,也有用工企业不注重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从农民工技能培训自身来看：一是“九龙治水”导致培训资源分散。各部门封闭运作，缺少必要的协调和沟通，各类培训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和利用。二是培训体系基础薄弱。农民工培训各类定点机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良莠不齐，难以适应培训需求。三是培训针对性不强。没有根据市场需求开设专业，培训与促进就业相脱节，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技术简单、培训时间短的项目上。四是培训补偿标准偏低，培训补贴资金难以弥补培训实际成本。从用工企业来看：绝大多数企业, 出于成本经营灵活等原因考虑, 不愿意与农民工签订长期用工合同, 更不注重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 而是奉行“拿来主义”,只招熟练工, 一旦完成订单, 对农民工就弃之不用; 来了新订单, 又想着“招之即来”, 甚至靠提高工资引导外来劳动力回流, 缓解“招工难”, 只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技能的储备和提升是企业形成持久竞争力的关键这一战略高度去谋篇，更没有从让工人增强归属感的层面去布局，山西晋商的票号，学徒工自进入之日起即开始计入股份，致使凡进入票号者能终身为之奋斗。四是着力增强用工企业的现代管理理念，千方百计提高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感、认同感，应学习日本企业比企业家出名，改变我国企业家比企业出名的现状。
要真正解决“技能荒”，一是按 “三个统一，三不交叉”整合培训资源。“三个统一”即统一使用培训资金，统一制定相关标准，统一运用信息资源;“三不交叉”即培训机构不交叉，培训内容不交叉，培训对象不交叉。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市、县级公共职业训练基地，为农民工培训提供必要的实训场所和设备;加强师资建设，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三是完善财政补贴制度。进行培训绩效考核，监督培训质量。
“民工荒”的背后是“四荒”，“四荒”的背后则有着更深层次的“资源荒”。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副教授章铮研究称中国农村35岁以下的劳动力资源已基本枯竭，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进入急转直下状态。作为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核心的人力资源一旦枯竭，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多米诺效应。当务之急应立足长远，从制度设计层面寻找解决办法，这样才能遇“荒”不慌。